2026年10月30日，浙东法学讲坛暨宁波立法研究院法学名家讲坛第五十七讲之“刑事政策与刑法：何以融通，如何划界”学术讲座于宁波大学法学院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宁波大学法学院张亚平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仁文。同时，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法院、检察院、律师界的实务专家，由宁波大学法学院李娜教授、俞雄武老师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四级高级法官曾娇艳博士、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夏凉博士、北京东卫（宁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副主任丁嘉俐律师担任与谈人，与现场师生们共同参与。
讲座伊始，刘仁文教授说明选题考量：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是我国刑法学研究当中兼具理论深度与本土实践价值的重大命题，既不能简单割裂，也不可混为一谈。随后，他结合李斯特“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引出本次讲座核心议题。刘仁文教授指出，广义的刑事政策，既要关注犯罪的预防、控制与惩治，也需要关照犯罪嫌疑人、犯罪人以及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覆盖整个刑事法律体系。
刘仁文教授梳理了我国刑事政策由“严打”转向“宽严相济”的动态发展过程，结合自身参与中央政法委专家座谈、立法修法咨询的实务经历，阐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辩证内涵。他提出要将刑事政策纳入公共政策学的分析视野，践行立体刑法学研究范式，实现研究视角从平面走向立体、静态走向动态、一元走向多元。
针对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多重影响，刘仁文教授提出两组核心概念：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前者代表刑事政策向立法、司法、刑法教义学的输入，自洗钱入罪、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制度设置，都是政策推动立法变革的典型例证；后者代表刑法规范对刑事政策的约束，要求刑事政策运行必须框定在罪刑法定的法治框架之内，防范实践中出现矫枉过正的打击风险。
在此基础上，刘仁文教授介绍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的理论发展，区分应罚性与需罚性，指出该理论和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具有内在呼应关系。对于本土发展起来的法益恢复理论，他持辩证态度：该理论对于财产犯罪退赃退赔后的从宽处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对于将事后法益恢复直接作为出罪事由的观点应当保持审慎。同时他提出，要重视“规范保护目的”这一工具，弥补法益概念过度抽象的缺陷，搭建刑事政策通往刑法教义学的通道。
刘仁文教授强调要警惕刑事政策所带来的裁判任意性风险，反对两种极端立场：既不允许刑事政策直接突破刑法规范，虚化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将刑事政策完全隔绝于刑法体系之外，削弱刑法回应社会治理的能力。理想图景是促成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双向奔赴，借助立法修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刑法学说完成政策的规范化转化；同时承认部分专项斗争类刑事政策拥有独立的作用空间，不必强求全部转化为教义学规则。最后他总结出核心论断：没有刑事政策引导的刑法教义学是盲目的，没有刑法教义学约束的刑事政策是无边的。
主旨讲座结束后，本场活动进入与谈交流。各位与谈人结合理论积淀、司法办案与辩护实务，围绕刑事政策与刑法规范如何平衡融通这一核心议题，各抒己见，展开务实的对话研讨。
张亚平教授表示，刘仁文教授关于“融入”与“界分”的判断，对理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很有启发。他结合刑法方法论指出，刑事政策如果不能进入刑法体系内部，就容易停留在外部宣示；但如果缺乏教义学框架的约束，也可能导致政策因素过度影响定罪量刑。因此，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能够容纳政策判断的刑法解释方法，使刑事政策既有所作为，又始终保持在规范框架之内。张亚平教授特别提到，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本来就不是两张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考虑政策，而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解释程序，使政策判断被刑法体系所接纳和检验。
李娜教授从学理层面对“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两组命题作出解读。在她看来，二者一体两面：刑事政策为立法改革输入现实治理诉求，赋予刑法回应社会的活力；而刑法规范则起到过滤、约束作用，为政策运行划定法治红线。实践当中既不能禁锢政策的治理功能，也不能放任政策突破规范边界，做到“有所放、有所守”。她特别谈到，研究刑事政策切忌停留在口号式的表层论述，应当回归法条文本与真实司法案例，让理论分析扎根实践土壤。
曾娇艳法官以减刑假释制度里财产性判项的配套规则作为观察切口，回顾制度的发展流变：这一机制最初设计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并行，后续受个案舆情影响，司法规则一度偏向单一从严；随着实践问题不断累积，司法解释又作出动态修正。这一演变过程，生动折射出刑事政策如何实实在在地塑造司法规则。针对这一分享，刘仁文教授作出回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刑事全流程，刑罚执行环节同样不能例外。反观当下司法现实，减刑假释制度从严约束有余，但从宽激励渠道有所收缩，由此形成一种现实矛盾：学界普遍倡导扩大假释适用，而实务办案依旧更多依靠减刑，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值得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反思。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夏凉博士立足一线检察履职的亲身观察，谈及当下犯罪形态、侦讯模式发生的时代变化。他直言实务中的一类现实问题：部分办案人员习惯于优先援引政策文件处理案件，对刑法总论、教义学体系的运用有所弱化。结合帮信罪、共同犯罪认定等实践高频争议，他提出，刑法研究不能固步自封，应当吸纳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养分，建立起整体性的治理视角。刘仁文教授结合自己参与《监狱法》修订的经历予以呼应，提出我国有必要推进统一刑罚执行法的立法工作，跳出单纯惩罚的思维定式，以系统思维重视罪犯的再社会化改造。
丁嘉俐律师站在刑事辩护的实务视角分享体会。在她看来，辩护工作常常游走在刑法规范与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少捕慎诉慎押、保护民营企业等政策精神，是辩护工作中为当事人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抓手，但政策不能越俎代庖，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犯罪构成要件这些底线原则不容动摇。同时她也道出实务中的现实困境：个别案件存在借刑事政策名义不当介入民商事纠纷的现象，应当保持足够警惕。刘仁文教授点评表示，刑法规范始终是裁判的根基，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化解机械司法带来的弊病，而不是无限放大自由裁量。刑事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更好实现刑法正义，而非增加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对于“三个效果统一”，也需要立足本国司法国情理性把握，辩证看待域外经验。
研讨尾声，俞雄武老师将目光投向近年备受关注的法益恢复理论，就该理论的实践边界、能否直接作为出罪依据提出疑问。刘仁文教授回应，法益恢复作为量刑阶段的从宽情节具备充分合理性，但如若将其直接上升为出罪事由，则必须设置严格的适用门槛，后续还需要持续跟踪司法个案，对制度实践效果开展动态评估。
交流互动中，多位师生依次提问，刘仁文教授逐一作出回应。
刘仁文教授认为刑事政策目标应当跟随社会现实动态调整，要树立系统法治思维，推动刑法与前置行业治理协同联动。谈及学科阅读，他主张以问题意识带动阅读，勉励青年研究者保持好奇心，敢于产出原创学术观点。针对未成年人相关问题，他提出刑事责任年龄属于法律一般性推定，办理恶性未成年人案件要严守法律红线，落实对未成年人从宽的政策精神，完善多元分流矫治机制，避免刑法背负过重的社会治理压力。
张亚平教授在总结中谈到，刑事政策和刑法的界分与融通，是本土刑法学绕不开的重大命题。刘仁文教授结合大量亲身参与的立法、司法实例，把宏大复杂的理论议题讲得通俗透彻，对理论研究与法律实务均富有启发。
本次围绕刑事政策与刑法融通融合的学术讲座在热烈的交流中圆满落幕，但关于二者边界、互动关系的学理研讨仍将继续。欢迎大家今后继续相聚宁波立法研究院，就本次主题以及其他法律话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